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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外的研究表明[1]，在开庭审判中，较常见的证据出示序列是故事序列和证人序列。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当公诉方的证据按照故事序列出示，辩护方的证据按照证人序列提交时，模拟陪审团倾向于做出被告有罪的裁判；当公诉方的证据按照证人序列出示，辩护方证据按照故事序列提交时，则陪审团倾向于做出被告人无罪的裁决。实验还表明，按照故事序列出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而证据出示序列的微小差异也会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虽然不是绝对的结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的思维是收到故事思维影响的。 毕竟，好故事人人都爱听，更容易被人接受。而枯燥的陈述往往令人精力分散，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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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存在有利于我国建立控辩审式刑事诉讼的诉讼模式，有利于实现控辩双方权利的平衡，有利于控辩审三方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实现法院中立裁判。 刑事辩律师在诉讼中对抗能力可以使控辩审三方在刑事诉讼辩护中形成“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从而形成控辩审三方之间相互制约。“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代表控辩审分离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机制。静态层面上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是该诉讼机制基础。法官中立是该诉讼机制的支柱，动态层面上控辩双方的诉讼活动不仅在控辩双方之间形成水平方向的抗衡力，还会对法官的裁判活动产生垂直方向的约束力，即法官应基于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抗衡活动形成对案件事实的核心确信，在控辩双方诉讼请求范围内作出公正裁判，而且此水平方向的抗衡力与垂直方向的约束力构成了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的内部平衡状态，符合该状态的诉讼程序既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又能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同时也兼顾了司法效率。

在刑事诉讼中，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又称当事人诉讼模式。对抗式诉讼模式将控辩双方视作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控方主要负责提供被追诉人的有罪证明，辩方则以辩论与防御的方式保障自身利益。在英美法系国家，裁判者由法官与陪审团构成，法官处于中立且相对消极的地位，其主要承担听取双方辩论并进行适当主持的责任；陪审团则负责案件事实结果的裁定审判。这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主体构成及基本理论体系。